广东音乐和粤剧、岭南画派被称为岭南文化的“三大瑰宝”，在民国时期一度被称为“国乐”，是一种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平原上讲广州方言地区的民间器乐音乐。

岭南的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有考古学者1987年在肇庆蚬壳洲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件骨笛(一种原始乐器)，在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铜鼓、铜锣、铃、石磬、勾罐等乐器，在勾耀上还铭刻“文帝九年乐府工造”的字样，说明当时的宫廷乐队已有相当规模。明朝欧大任在所著的《百越先贤志》曾记载了一个叫张买的南海人为汉惠帝表演“鼓棹为越讴”的往事，说明这时就有了击节而歌的南越民谣。

唐代很多广州的官员家里也开始有了私人乐队，南汉时期刘王宫苑里光是演奏乐器的伶人就有1000多人，宋代诗人郭祥正到端州做官，路过广州时观赏了广州的音乐表演，还写下一首“城北夹道珠帘张，元戎要宾锤大鼓。老蛮献馔烧肥羊，倾城尽作蒲涧饮”，记载了当时广州人在白云山脚的蒲涧活动的场景，到了元代广州的城南有一块“闽姬越女颜如玉，蛮歌野曲声咿呀”之地。明清时期，当时南戏的弋阳腔、昆班、徽班及江西、湖南的戏班经常来广州、佛山等地演出，本地的艺人也开始学习这些“外江班”的特点，渐渐地与本地民谣结合，逐渐形成了广东音乐。广东音乐的形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有很深刻的联系，它自身的发展也体现了广州文化的开放性、创新性、民俗性的特点。

首先是开放性，广东音乐博采众家之长，明清时期随着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，有很多“外江班”纷纷来广州赚钱、发展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热闹非凡。但广州的音乐艺人没有迷失方向，而是坚持自己的审美眼光和演奏技法，并吸收改造这些外来的音乐，出现了广东音乐最早称谓的“谱子”，很多外省的名曲如《昭君怨》、《汉宫秋月》都被移植成了广东音乐。到了民国时期，广东音乐大胆地吸收西方音乐的技法，创作了《赛龙夺锦》等一大批流传于世的精品。

其次是创新性，广东音乐的艺人也是不拘泥成规，善于求新求变。单从乐器来讲，广东音乐最初的乐器是二弦、提琴、横箫、月琴、三弦5种乐器，俗称“五架头”，民国初期艺人司徒梦岩率先将小提琴引入广东音乐的演奏，后来木琴、吉他、小号、架子鼓都纷纷加入演奏，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广东音乐的风格。后来广东音乐的一代宗师吕文成将二胡的丝弦改为钢弦，创造出高胡，成为广东音乐最有代表性的乐器，被称为“头架”，他还把高胡和扬琴、秦琴结合起来演奏，后来何柳堂等人又将琵琶也引入合奏，可谓是吹、拉、弹、唱样样齐全，中西乐器能用皆用，体现了广东音乐艺人不拘一格、灵活善变、勇于创新的特点。

五架头表演照

再次是民俗性，广州是一个对外贸易发达的港口，潮流变化很快，对在这里发展的艺术都有民俗性的要求，正是因为广东音乐短小精悍、易懂易奏，很多曲目还可以填上广州方言演唱，所以在老百姓中有很大的市场，才能够在广州这个善变的城市里被留存下来。

广东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之所以发展并在全世界广泛传播，主要是因为一批著名的艺术家和经典曲目的出现。其中著名的有清晚期的何博众，他创造了“十指琵琶”的技法，被誉为“琵琶王”，他谱写了《雨打芭蕉》和《饿马摇铃》的初稿，后经其嫡孙何柳堂整理加工后成为传世名曲。还有擅长扬琴的严老烈，他创作的《旱天雷》可谓广东音乐的经典之作。番禺沙湾的“何氏三杰”(何柳堂、何与年、何少霞)也对广东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，最为突出的要数广东音乐一代宗师吕文成，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被称为“二胡王”，创作的《平湖秋月》、《步步高》等100多首曲目，让人百听不厌。

吕文成

何柳堂

20世纪20~30年代吕文成是红遍全国的明星，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，而且大家都以播放广东音乐作为时尚，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“国乐”。1956年在广州成立了广东的第一个专业乐团--广东民间音乐团。

位于番禺沙湾镇北村车陂街的三稔厅是沙湾何氏的小宗祠，后成为广东音乐爱好者研究、演奏的场所。北村车陂街惠岩巷有“何氏三杰”之一何少霞的故居，由于他十分擅长“十指琵琶”的演奏技巧，被誉为“琵琶精”。2005年9月三稔厅被公布为广州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。

三稔厅

三稔厅内悬挂何氏三杰的画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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