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登灜非常神奇，每次搜查共产党办公“窝点”时，总能搜查到“情报”，能够将《红旗》、《布尔什维克》，甚至逐期地将我党省委《通报》拿回调查科，并抄报陈立夫、蒋介石。
杨登灜轻而易举地成为敌特机关中效率最高、能量最大的实力人物，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信任和赏识。
杨登灜
1929年12月，徐恩曾出任调查科主任，徐恩曾，字可均，浙江吴兴人，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，后留学美国，回国后在上海曾当机电工程师，徐与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为表兄弟。徐也视杨为台柱子，特准许杨可自由支取经费，不必请示，还派人常驻杨登瀛上海办事处，以便随时转送最新情报。
杨登灜每次怀揣着情报“硕果”到南京来，徐恩曾都会指派总干事张冲、特务组长顾建中殷勤招待，请杨到南京世界饭店，安乐酒家等高档大饭馆吃饭。
原调查科总秘书长张国栋回忆，他曾多次应顾建中、张冲邀请作陪，在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之间，杨常常是喜形于色，滔滔不绝，妙语连珠。
调查科主任相继由张道藩、钱大钧、叶秀峰等人担任，虽人事几经更迭，但他们却无一不对杨登瀛另眼相看。
凭着“中央特派员”的头衔，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，杨又将自已的内线耳目安插进国民党上海市政府、市党部和宪兵系统，成为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的高级情报人员。
钱大钧
20世纪30年代初，我党机关设在上海租界内，同时，一些反蒋组织如邓演达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、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也将租界视为活动基地。
国民党指示杨登瀛设法与租界巡捕房搞好关系，以便“中外协同，精心合作”。接到这一指令后，杨登瀛想到了自己的同乡租界警务处帮办、探长谭绍良，于是借工作便利之机，利用各种场合有意与谭频繁接触。
此时，恰逢谭绍良遇到一件麻烦事，英巡捕房的两名巡捕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抓走。
他们是谭绍良的得力干将，虽经一番努力也未能将人从淞沪警备司令部捞出，便将希望寄托在杨登灜身上。杨一口应承，称明日一早可听回信。杨利用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有良好的私人关系，当天即打电话询问，确认果有此事。
第二天，谭、杨再见面时，谭的两个手下已返回捕房。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得知，也极为高兴，特请谭绍良转赠200块银圆给杨登灜。
杨登灜只淡淡一笑，“老兄认错人了，你我至交，区区小事嘛”，婉拒好意。此后，杨登灜与巡捕房也搞好了关系，兰普逊与杨登灜关系也更加熟络。
不久，租界方面想请杨登灜秘密搞到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，别有他用。杨登灜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，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大小印鉴式样全部弄齐交给兰普逊。
兰普逊如获至宝，并得出结论，杨不是司令部的人，但可以指使司令部的人并听他差遣。遂授予杨登瀛“如果有要案需要急办，不必办理拘捕手续，作为现行犯尽管随时去逮捕就行了”的权力。并在与国民党交涉办案时明确表示，租界不希望同杨登灜以外的人合作。
1927年，日本田中奏折出笼，即日本政府准备侵华的计划书。此文件经南京《时事月报》披露，引起世界各国的反响，触动了英法等国的在华利益。日本各系统的情报机关在上海活动猖獗，租界内的英日矛盾也日趋尖锐。
兰普逊就日本情报机关内幕以及中日、英日关系的未来前景请杨登瀛发表看法，杨如数家珍般地将日本政府及各财团的情报娓娓道来，其渊博的知识、准确的判断，使警务处官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于是力邀杨就任巡捕房顾问。
徐恩曾
在兰普逊的眼中，杨登瀛不仅是只手通天的国民党高级官员，而且也是不可多得的日本通，在对日情报战中，可以为己所用。
从此杨登瀛不仅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宾，并可以自由出入兰普逊的私人寓所。后来，普兰逊又将杨登灜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，杨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。国民党方面见杨登瀛已然成了两租界的红人，更加放心地将各类重要案件交给杨登灜处理，以减少来自租界方面的各种麻烦和阻力。
我党于是通过杨登瀛这条线，也基本掌握了英法租界巡捕的动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