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民国时期的大上海，在医学界是西医与中医平分秋色的时代，不论是上海医院还是上海市立医院，都是中西医并治。既有“东南医学院”这种培养西医人才的学校，也有被称为国医黄埔的“上海中医专门学校”。

而在经济收入方面，当时自开门诊的当红中医绝对是秒杀所有西医，甚至能够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。

因为中医诊病重在切脉，而切脉用的是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，所以有“三根手指堪比铸币机”的说法。

实际这种说法确实不是夸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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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时上海中医诊所都是只开方而不卖药，病患持药方自行到药房抓药，所以中医挣的就是门诊费。

夏应堂门诊取费六角六（即小洋六角、铜元六枚），殷受田门诊取费四角四，张骧云门诊取费二角二。

以张骧云为例，其擅长治疗风寒发热，通常每天早上六点开始，家中非常宽敞的天井当中就已经有大量病患等待，有病情严重的需要家人以藤椅铺板抬来。

每天要看三百号，有四个儿孙做助手，包括挂号、写方等。因为病患多，甚至天井当中聚集有卖各式点心、粥品的小贩，以方便病患家属。

这意味着张骧云每天门诊收入大约有50银元。

当时1银元=12银角=130-300铜元，因为铜元的逐年发行量要远超过银元，所以兑换比例是一路走低的。

在购买力上，正常市面交易基本用不上银元，而是以铜元为主。以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的上海南市为例，1铜元能买到两根油条，或者是两个苹果，或者是一块百草梨膏糖，或者是搭乘一次电车。

酒酿圆子每碗2铜元，汽水每瓶2铜元，带有一块又大且厚猪肉的肉面每碗4铜元。

熟火腿每包2银角，中等档次卷烟每包1.5银角，大烟膏每小罐（1钱）2银角。

大米是每担（180斤）三元六角。

英租界西餐厅就餐，每客大约消费2银角。

六个人到邑庙的“春风得意楼”吃一次茶，享用生煎馒头、蟹壳黄等小吃，总计所费不过40铜元。

在一般收入方面，绸缎铺当中一个普通职员的收入是每月6银元，杂志社负责誊写钢板和油印的职员每月8银元。

卫生局的普通书记员每月薪水8银元，科长每月薪水30银元，绪纶公所学塾当中的塾师每月收入是12银元，大东门育才小学的小学教员每月收入是35银元。

可以说，在当时每月能拿30银元以上的，就已经算是令人艳羡的高薪了。

由此可见，每天门诊收入50银元是什么概念。

张骧云要求日常家用只许使用铜元，所赚的银角都是投入一只空的火油箱当中。这种火油箱上面只有两个孔洞，银角子能进不能出，每积满一箱则儿孙四人合力用杠子抬到密室当中，无须担心抢劫偷窃。

02

张骧云门诊取费二角二，在收入方面与真正的当红大医家相比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，比如丁甘仁。

丁甘仁的门诊取费是一元二角，每天上午看到一百号，下午则是乘坐自用的福特汽车出诊，即应邀到病患家中诊病，通常可走3-4家，诊金不定，平均大约二三十银元。

这才是真正的“三根手指胜过铸币机”。

当时小说家朱瘦菊在《歇浦潮》当中提到丁甘仁乃是千万富翁，而《晶报》则在新闻当中说“名医丁甘仁一夜之间，投机亏折百多万。”

这个确实是有些夸张，但在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丁甘仁逝世之后，因为涉及到分家的问题，所以需要检点家财。

发现其在珊家园有住宅一所，是购自富商朱斗文之手，时价6.4万银元。

在登贤里有一所自建别墅，花费2.6万银元。

继室欧阳夫人有现款15万银元。

除此之外，在他家乡常州还有上等良田5000亩。

这还是丁甘仁生前的生活十分豪奢，广交名流，花钱如流水。

实际当时大部分名医都是这样，花钱十分阔绰。比如在家中请客吃饭，讲排面的都是从多家大饭馆子同时要菜，而且是特制精品菜：四冷盆需要八仙桥湖南菜馆，四热炒需要四川菜馆“陶乐春”，烤鸭、蜜饯、山东枣需要“梁园”，白汁排翅、蜜炙火腿需要“鸿运楼”。

各家依次上菜之后，则推开麻将桌开席，而且还要有“长三书寓”陪客，喝的是20银元一瓶的高星白兰地。

吃饱喝足之后，如果客人有瘾，则还要在烟塌上吞云吐雾一番。

当真是花钱如流水。

此外需要说一句：丁氏在正常诊病之外，大门口设有一间小房，由学生们代诊贫苦病患，时间限定在上午九点之前，对这部分病患不但免费诊，还会赠药，也算是一善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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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能够日进斗金的也仅限于这种当红中医，绝非每个中医都有这等待遇。但当时医生的普遍收入也着实不低，即使是学艺不精只能在善堂坐诊的，每月也有30银元。

只要医术尚可，能够独立开办诊所的，收入都不会低。比如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的作者陈存仁，在22岁那年即租个地方开诊所，最开始因门诊收费太高而导致每天只能接诊两三人，却有三友实业社（员工500人）将该诊所当成定点诊疗机构，每月支付50银元。

很快就专门雇了一个挂号职员，薪水每月6银元，还购买一部钢丝包车，车夫薪水每月8银元。

这种初出茅庐的中医都有如此声势，由此可见一斑……

PS：丁甘仁每月收入大约是5000银元，能顶600个车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