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州沛县《东郡刘氏族谱》
镇国将军刘通世家
明朝前期东昌一大家族刘通世家，以前的史书中没有较详细系统的记载，几近湮没于史海中。近年新出的史书才有些具传奇色彩的叙述，但还没做缜密地考证。
该家族在历史上的存在，在地方见于文物的，有现存光岳楼两幢明代石碑：成化二十二年《重修东昌楼记》碑碑阴领衔题名的“后府都督弟，恩赐八十散官刘山，”及平山卫官员中“怀远将军刘瑀”；嘉靖十二年《重修光岳楼记》碑碑阴题名的“平东二卫……怀远将军、指挥同知刘宠”。见于地方史籍的：有明万历二十八年版《东昌府志》卷八和清嘉庆十三年版《东昌府志》卷二五“选举志·将领”，及宣统二年版《聊城县志》卷七“选举志·戎秩”中的“刘浩、守备，刘汉、守备，刘鉴、后军都督府署都督佥事，刘宠、都司”，并注明“以上皆平山卫”。
根据乾隆四十六年订抄的《东郡刘氏族谱》，他们的关系是：
该谱载：“刘通，南直隶徐州沛县广戚乡塔句（墟）村人，明初丙午年间从洪武军中，南征北战所向克捷。”“洪武二年征大宁，二十一年征阿耳等处有功，钦封镇国将军”，“元配王氏，继配张氏、卢氏，诰封一品夫人”。“以功高仅身后则不足以答其忠，敕子孙世袭东昌府平山卫堂官舍人，指挥同知”。
“刘裕，替职，洪武二十七年征开平，二十八年征野人国。三十二年（即建文元年——笔者注，下同）奉天命征讨，克怀来等处有功，升本旗；十月征大宁等处有功，升总旗。三十三年（建文二年）攻围大同等处有功，升本所百户。三十四年（建文三年）征夹河有奇功，升本所千户。袭封指挥同知，钦赐指挥，钦封怀远将军，配赵氏，诰封夫人”。
“刘整，钦封指挥，配孙氏，诰封宜人”。
“刘能，钦封指挥，配李氏，诰封宜人”。（以上均见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元集。）
明嘉靖二十二年修《沛县志》卷之一“舆地志·乡镇”中载：“广戚乡在县城东北，计十四村：丁马村、丁村、泉水村、三河口、塔墟（句）村……”。卷之六“选举志·材武附武职”中记载：“刘通，任燕山前卫千户”，“刘裕，任东昌府平山卫指挥佥事”（见上海书店1964年印《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续编》第九册）。沛县有其地其人。
上述记载虽不一致，都应认为是史实，它们各记载了一个侧面。以此为线索，进一步查阅历史典籍，寻其背景，推测其经历，大致是：
刘通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（岁次丙午）从吴王朱元璋军中，随朱将平定割据的南方诸雄。至正二十八年，朱元璋在南京登皇帝位，建明朝，改元洪武。刘通随军北征，二月占东昌，七月继续北征，八月占元京城大都（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《二十五史》第十册《明史》（以下简称《明史》）太祖纪二）。刘通“任燕山前卫千户”，“洪武二年征大宁”，是年二月占大宁，六月随常遇春攻取开平（参见岳麓书社1999年版《明通鉴》（以下简称《明通鉴》）第168页）。
洪武四年“六月甲辰置……平山卫于山东”（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九六一年影印明十三朝实录中《太祖高皇帝实录》（以下简称《X祖、宗实录》）1244页），因“平山在府城中，平山卫以此得名”（见万历二十八年庚子本《东昌府志》（以下简称明本《东昌府志》）卷之二“山川”）。刘通随建卫来东昌，落籍平山卫，建府第于古楼南路西。
卫所官兵户籍入卫，称卫籍。一人从军，即世代为军，士兵病老要替职，伤亡要补充，逃亡要勾取（参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《中国全史·中国明代军事史》第4页）。军官有袭职，袭职官称世官，分九等：卫指挥使、指挥同知、指挥佥事、卫镇抚、正千户等。任卫所以外的官职称流官，分八等：五军都督府左都督、右都督、都督同知、都督佥事，都指挥使、都指挥同知、都指挥佥事等，流官由世官升授或武举用之，不世袭（参见《明史·职官志一·兵部》）。边防有边镇，设总兵官、副总兵官，因其总镇一方，也称镇守；总镇一路者称分守，也称副将、副总兵、参将、游击将军；各守一城者，称守备；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。这些官职“无品级，无定员”，战时由朝廷遣授和调卫所官兵充任，事毕上交所佩印信，解职，回卫所（参见《明史·职官志五·总兵官》）。
因而刘通虽落籍平山卫，仍有外地参战任务。洪武“二十一年征阿耳等地有功”，当时译音不一，“阿耳”当为捕鱼儿海。是时，北逃的元君匿捕鱼儿海，刘通随主将蓝玉四月出师大宁，丙辰夜猝至捕鱼儿海，元君大惊，“仅数十骑遁去”，“获其次子……以数万人而还（参见《明史·太祖纪三》）。
刘通“勇武离伦”，“圣君嘉之曰忠，主将称之曰能”，“钦封镇国将军”，官阶一品，妻室诰封一品夫人（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元集）。
至于“镇国将军”封号，在明代不同时期，授不同对象，有不同的等级含义。《明史·职官志一》所载武职散阶三十种中，“从二品，初授镇国将军”。据《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二二二载，洪武二十五年十月，“逎命儒臣重定其品阶勋禄之制，以示天下：……从二品，……武勋护军阶，初授镇国将军”（见《太祖实录》第3249页），刘通此时已致仕当不在此列；《明史·诸王表》中所列众“镇国将军”，是永乐元年六月重申“祖训录：靖王（太祖从孙朱守谦封靖江王）别子授镇国将军，三品”，“郡王（皇帝封王的诸子）子孙不开品级，授镇国将军，岁用米千石”（参见《太宗实录》第394页），刘通不属此范围，也不在此列；而在洪武二十五年定勋禄制以前，还封一些镇国将军，如洪武三年五月“诏赠庞禋镇国将军，追封康安郡伯”（见《太祖实录》第1019页），洪武七年授吴复镇国将军、大都督府都督佥事，后封安陆侯，追封黔国公（参见《太祖实录》第2440页）。刘通封阶应属此类次于公侯的勋阶。
朝廷对有品级官员妻母给以封号，称外命妇，明代分十级，其中一品官曰一品夫人，二品官曰夫人，三品官曰淑人，四品官曰恭人，五品官曰宜人等等（参见《明史·职官志一·吏部》），刘通三个妻室皆封一品夫人，由此也说明刘通官职在一品之列。其具体官职皆失于记载，传为左军都督。
刘通长子刘裕，约于洪武二十一年后替父职。作为士兵，依然守御在北部边疆。谱所载“二十七年征开平”，即此年六月辟路至开平，设驿站，“中路北平至开平765里，置14驿。西路至开平630里，置13驿（参见《太祖实录》第3404页）；”“二十八年征野人国”，即这年五月，随总兵官周兴赴三万卫等处剿捕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以外的女真人（贬称野人），“获女真镇抚管三并男女650余人，马400多匹”（见《太祖实录》3476页）。
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驾崩，太孙继位，年号建文。建文帝继位后，依权臣齐泰、黄子澄建议削藩。封藩北平的燕王指斥其为奸臣，援引祖训“朝无正臣，内有奸恶，则亲王训兵待命，为天子讨平之”（《明通鉴》402页），遂起兵“靖难”。
燕王废建文年号，仍用洪武纪元。刘裕随燕王七月“甲申，攻怀来。帅马步精锐八千，卷甲倍道而至”，“麾师渡河，鼓噪而前”，“兵乘城而入”，“获马八千余匹，”升本旗；“十月壬寅，燕师至大宁，（燕）王单骑入城”，“执宁王手大恸，宁王信之”，燕兵“锐卒伏城外，吏士得稍稍入城”，夺得宁王封地大宁（《明通鉴》第403、407页），有功升总旗。
燕王占大宁后，朝廷派李景隆率五十万大军征讨，兵围北平，燕王为摆脱困境，诱破李军，建文二年“二月丁酉，燕师攻大同”，“景隆果引兵援大同”，这里苦寒，其“军冻死者甚众，堕指者十（之）二三”（《明通鉴》第411页），李大败，刘裕有功，升百户。
朝廷撤景隆职，命盛庸为帅讨燕。建文三年三月辛巳，征燕的盛军与燕兵遇于夹河，“是日战酣，杀伤皆相当”，“两阵相当，将勇者胜”，正置庸军在西南，燕处东北，“会东北风大起，尘埃涨天，两军咫尺不相见，燕军乘风大呼，纵左右翼击之，庸军大败，弃兵走”（《明通鉴》418页），刘裕立奇功，升千户。
卫的编制是：卫领五个千户所，千户所统十个百户所，百户所辖两总旗，总旗管五小旗，小旗领十军士。在这场战斗中，刘裕屡屡立功，官职扶摇直上，特别夹河战斗立奇功。据《明史·职官志·兵部》载：“战功分二等，奇功为上，头功次之”。裕继续随燕战斗，升“东昌府平山卫指挥佥事”，又“袭封指挥同知”，“钦赐指挥”。
刘整在靖难战争中有战功，授西城兵马司指挥，永乐十三年四月戊辰“册西城兵马指挥刘整女为汝阳王有煽妃”（《明太宗文皇帝实录》第1843页）。
刘能也建战功，后任义勇右卫指挥。正统十二年十月孟冬上享太庙，例应陪祀，“义勇右卫指挥官刘能等十人并无事故，却乃恣情慢礼不行陪祭，上姑宥之”（《明英宗实录》第3095页）。
刘通长孙、刘裕长子刘鉴，“宣德六年授本卫世袭指挥同知”（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元集），后奉命率京边班军赴京防御，升管军指挥。正统十四年八月，正统帝御驾亲征，在土木堡大败、被俘。敌挟持皇帝索地掠财，并率兵逼近京城。主持兵部事的侍郎于谦认为在国家危难时不能无主，请求皇太后尊被俘的正统帝为太上皇，命在朝摄政的郕王为帝，太后从之，次年改元景泰。由景泰帝率众御敌。十月甲寅，“兵部奏：先命左（军）都督毛福寿，都督佥事陶瑾领官军一万策应孙镗杀贼。访得镗与福寿年昔不和恐有误事，宜再添官兵一万，令瑾率领。又据瑾言：管军指挥巫启、刘鉴、母英（皆平山卫军官）俱堪任用，乞量升擢，随瑾杀贼。帝准所拟，命启、鉴、英俱升署都指挥佥事”（《明英宗睿皇帝实录》第3624页）。
景泰元年五月庚戌，“从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奏请”，“升都指挥佥事崔福、刘鉴……俱署都督佥事”（《明英宗睿皇帝实录》第3992页），即《府志》所载。
六月辛巳，朝廷议防敌之策，“署都督佥事刘鉴言：京师与怀来止隔一山，请自怀来筑烟墩直至京师，土城遇事，令举火以报。（帝）从之”（上书第4048页）。
甲午，“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等言：比者奉命，令臣等具将士军马数目，战守方略（报帝）以闻。臣……计议：将各营总兵、把总、坐营头目并所统官军分定京城各门，其正北并西北、西南一带至为紧要，分定石亨、杨洪、柳溥、孙镗……刘鉴、张通等下营据守，凡分守军官每二万余作一处……以观外营对敌事势，随以出奇或左右夹攻，或前后邀截……”（上书4056页）。打退敌军，迊回太上皇。
景泰三年四月乙酉，礼部尚书胡溁等集文武群臣议立太子，“魏国公徐承宗，宁阳侯陈懋，安元侯柳溥，武清侯石亨……都督佥事刘鉴、张义……”等九十一人“联名合奏”立景帝之子见济为太子（上书4633页），更太上皇长子原太子见深为沂王（上书4642页）。
刘鉴，后“实授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”（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元集），官至后军都督府都督（参见光岳楼成化二十二年碑记）。
景泰八年正月“丁丑，上舆疾宿南郊斋宫。上疾日甚而储位未定”（《明通鉴》778页）。权臣石亨等为窃功，拥太上皇复帝位，改元天顺，废景泰帝为王，诬于谦等议立新君议易储位为“意欲谋逆”，强将一批抗敌卫国的功臣于谦等斩于市，并株连大批部属被杀、下狱、谪戍、革职，刘鉴也在其中。
天顺八年帝驾崩，成化帝继位，为受害功臣平反，特恩赐后府都督刘鉴弟刘山为八十散官，其子刘瑀依制世袭平山卫指挥同知，钦封怀远将军。刘瑀，后奉命御边，官至镇守。
刘整长子刘斌、次子刘忠、三子刘贵，刘能之子刘浩皆授守备（参见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元集；明、清本《东昌府志》卷八、卷二五；《聊城县志》卷七）。正统元年十一月“刘贵调金吾右卫指挥同知”（《英宗实录》460页）。
刘瑀之子刘傑，“替职指挥同知，授奉政大夫，诰封怀远将军”（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元集）。
刘斌之孙、刘傑从弟刘汉，初授守备（见两府志一县志），奉命赴明九边镇之一的大同镇御边，隶驻大同的山西行都司平虏卫。
嘉靖三十四年一月，因抗敌有功，“升守备刘汉三级”（《明世宗肃皇帝实录》7259页）。六月杀敌有功，“升指挥张桓、刘汉秩二级，各赏银二十两”（上书7331页）。三十七年十二月，“命宣府北路参将、都指挥使刘汉充副总兵，协守宣府”（上书7866页）。三十八年二月，招降敌有功，“副总兵刘汉等十三员行军门分别犒赏”（上书7886页），又因虏入蓟镇失事，五月“镇守总兵欧阳安等九人论死系狱，宣府总兵官刘汉等二十九人下巡按御史逮问”（上书7930页），九月“升宣府副总兵刘汉为署都督佥事，充总兵官镇守大同”（上书7972页）。三十九年三月“大同总兵官刘汉督兵镇河堡，出塞捣虏帐子（于）灰河……虏聚喜峰口外，窥犯蓟镇，汉乘虛攻其巢”（上书8050页），七月敌首俺他西行，叛逃投敌的“丘富等居板升（蒙语宫殿的译音）如故，于是大同总兵刘汉谋之”，“乘虚取富”（上书8100页）；后敌入大同、山西，十月论“失事罪，革山西总兵王怀邦、大同总兵刘汉职”，“汉仍同右卫参将孙吴等听勘”（上书8144页），十二月，“因经营马匹倒死数多”，“下中军刘汉等人于法司问”（上书8173页）。
四十年四月，因招虏人口及夺回牲畜数多，“论效劳诸臣功，复大同总兵刘汉都督佥事职”（上书8208页），因九月内大同零贼出没，“诏革汉职，下按臣讯治”（上书8314页）。四十一年十一月，“宥原任大同总兵刘汉罪，令充为事官立功自赎”（上书8467页）。
“四十二年春，敌入犯宣府滴水崖，刘汉却之，敌遂引而东”（《明史》卷三二七，外国传）。十月丁卯，“虏拥众自墙子岭磨刀峪溃城入犯”，“诏宣大总兵马芳、姜应熊、刘汉等速调兵入援”，“陵地以刘汉护守”（《明通鉴》1761页，《明世宗实录》8582页）。十一月丁丑，庆御敌功，“原任总兵刘汉护守京陵功，升一级”（《明世宗实录》8590页）。
隆庆元年三月，有司劾前功有疑，“镇守总兵官马芳、都督同知刘汉、都督佥事孙吴、王孟复……各遵诏自陈不职，章下兵部复奏得旨：芳、汉……俱留用举，革任闲住”（《明穆宗庄皇帝实录》161页），二年四月，再议前功过，“总兵刘汉等罪宜按问……汉等下御史问”（上书525页），判的什么罪，实录未记载。他回否平山卫？其族谱未记载，只记其后世“生子无考”，失续，想必入籍平虏卫。
历史上有关刘汉籍贯的记载：北京图书馆版《地方志人物传记·华北卷》第43册《大同府志》卷之三、卷一八，书“平鲁卫人”；中华书局、巴蜀书社版雍正四年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·明伦汇编·官常典·将帅部·名臣列传九九》（第35884页）书“大同人”。平鲁卫，明时称平虏卫。《明史·地理·山西》节中谓：“平虏卫，成化十七年置，与行都司同城，嘉靖中徒今治（即元时云内州址，清改平鲁县，今朔州市平鲁区——笔者注），领千户所一。”又据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影印清雍正十一年版《朔平府志》卷八“武备·兵制”中记载，平虏卫仅有守御“官军1666名”。从此知道，它与正常编制的卫领五个千户所、官军5600人、军士“七耕（田）三守（御）”的屯军卫体制不同，是专司守御的卫。所说行都司，是与行省平列的特设区域，省是由都指挥司、布政司、按察司共同处理一省的军政事务，而行都司则独自管理这一区域的军政事务。平虏卫与行都司同驻大同，其名平虏，平是平定，虏是对敌方的蔑称，即平定敌人的卫。是少有的不以地名命名而以战斗任务命名的卫，也说明其成员应是从各地调入的军士组成的专司作战群体。说他是“大同人”、“平鲁卫人”，那应是他的服役地，即驻大同的平虏卫，而非原籍。
刘汉从侄、刘傑长子刘宠，“世袭指挥同知，诰授怀远将军，奉政大夫（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元集，并见光岳楼碑记）。
正德初年刘宠奉命赴边镇御敌，升授太原前卫指挥使。四年七月，“升太原前卫指挥使刘宠为署都指挥佥事，掌山西都司事”（《明武宗毅皇帝实录》1195页，两府志、一县志），五年四月，因治军不严，“罚刘宠革其见任”（《明武宗实录》1365页），九年三月癸未，“山西都指挥佥事袁琳、署都指挥佥事刘宠、钱清坐失捕盗，俱降一级”（上书2257页），十二年正月乙未，“升太原前卫指挥使刘宠为都指挥佥事，以缉捕强贼功也”（上书2840页），十六年十二月乙酉，“命山西都指挥佥事刘宠充右参将，分守大同中路地方”（《明世宗肃皇帝实录》325页），后升任都司（见两府志一县志记载），事毕交还印信，回卫所。
嘉靖十二年参与重修光岳楼，据传后又奉命赴京边御敌。
刘宠长子延泰，庶生；次子延高，嫡生。因袭职发生争执，都未袭职，延泰“照例优给”。延高入武庠，乡试武科中举第一名，为武解元。刘延泰之子武臣，“照例优给指挥同知”。卫所制早已嬗变，已成为近似企业性质的组织，从事耕种、漕运、仓储业务。明亡清立后，仍沿袭卫所形式，刘武臣之子即贵“世袭指挥同知”，康熙二十七年裁平山卫并入东昌卫，免职，入武庠（以上见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元集、亨集）。
曾有疑问，如此显赫世家，地方志怎么没详细记载？揣摸原因，大概是：
第一，他们世代为武官，武官与文官文士不同，一些文官文士因一项策论，一句名言，一首诗词或一联楹语就能流传千古；而武将在遥远的边疆面对连续不断的异族入侵，在频繁的抵御中，一时舍命赢几个回合或打一场胜仗，也很难为世人所知，偶有记载，也只是主将。
第二，武官武将与文官文士相比，相对文化素质较低，在地方与文人文士结交也少，因此他们不但不能自书历史，地方写史的文官文士也难明了他们在战场的功过而记入历史。只有事及朝廷时，才有可能在国家的记事史——“实录”中偶尔得到记载，现在才有可能觅见其踪迹。而在过去，这种史料保存于皇宫，地方是见不到这种记载的。
第三，武官武将在战斗中有胜有败，战后的结局有赏有罚甚至治罪，往往功、过、罪交叉，或以罪掩功，对其难以作出恰当评价，外人也难书其史。所以在人物传纪中，除儒将外武官占的比数很小。大概因此，世袭平山卫指挥佥事的任氏，世袭东昌卫指挥的邓氏先祖早就明智的改变了“由单纯习武向文武全面发展”，以文成名，被列为东昌五大家之冠亚；而刘氏主支派则至终以武传家，不能世袭官职入武庠，改革免职，也再入武庠，是决不从文的。倒是一些分支派转入学文，庠举贡监丛出，官至知县、县丞、教谕、训导者代不乏人。
第四，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发达相辅相成。明前期，东昌经济还很贫穷，很多年份都豁免赋税，名人少，记载也略，时称东昌十大家的大族多在明末至清，而其中后五家许逯邵罗唐中的邵罗唐三家主人可能就在明前期，因而他们的身世就很难在地方史中找到。还有古城区内以宅第命名的街、胡同，如马宅、安宅、司马街，顾家、孙家胡同等等，既以宅为街名，显然是名门豪宅，其家族应在建城前期，对他们现竟一无所知。被湮没的名人、家族有多少？有待进一步发掘，以丰富我们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和内涵。
附注：近年新出史书的叙述，指
《聊城百科全书》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2003年12月版）“历史编·历史人物”中“刘通”、“刘裕”、“刘鉴”、“刘瑀”、“刘杰”、“刘宠”，载115-116页。
《聊城重要历史事件》（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03年12月版）中《明将刘通占领东昌》，载207-211页。
《聊城重要历史人物》（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5年12月版）中《各为其主的刘通父子》、《抗元百年的刘鉴祖孙》，载437-443，451-455页
